“針對山西煤礦‘多小散亂’、安全事故頻發、資源回收率低和生態環境破壞的嚴重狀況,2009年,省委、省政府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重點推進煤炭資源整合、煤礦兼并重組工作。在深入調研、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科學制訂方案,注重政策配套,兼顧各方利益,堅持政府協調指導與發揮市場作用相結合,堅持煤礦整合重組與煤炭開采秩序治理整頓相結合,堅持上大、改中、關小與淘汰落后產能相結合,堅持發揮省內外國有大型煤炭企業的作用與發揮民營骨干企業作用相結合,健康有序推進整合重組工作……2010年,要鞏固煤炭資源整合、煤礦兼并重組成果,加快對保留礦井的技術改造升級步伐,用先進裝備、技術、工藝武裝礦井,大力推進標準現代化礦井建設,實現煤炭生產的規模化、集約化、機械化、信息化。”在今年山西省“兩會”上,省長王君對煤炭資源整合、煤礦兼并重組工作再次作出決策性部署。而一年多來,山西一直為各界輿論所矚目,源于山西正在進行著一場轉型發展和煤炭資源重組整合的攻擊戰,并已進入第二階段——保留礦井技術改造升級。
小煤窯的前世今生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正經歷著“四化”建設。1983年1月,“中國能源發展戰略”會議在杭州舉行。會議提出了“開發與節約并重,實現煤炭工業一番保兩番”的戰略目標,并向黨政部門提交了報告。根據報告,“煤炭工業在不到20年時間里實現翻一番”,這在當時的國力下,單獨依賴政府投資難以達到。于是,各界將目光聚焦到山西。經緊張籌備,在較短的時間內,“山西能源基地規劃辦公室”在國家政府部門下成立,以山西為中心包括陜北、豫西、蒙西、寧夏的煤炭能源基地規劃獲得國家政府職能部門批準。為保證煤炭產量“翻一番”,國家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堅持“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開發方針。隨即,鄉鎮煤礦、村辦煤礦像雨后春筍般得以蓬勃發展。伴隨著鄉鎮、集體煤礦產量的直線上升,能源瓶頸得以緩解。歷史可以證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鄉鎮、集體煤礦的迅速發展作為能源基礎產業在上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0年中支撐并推動了中國經濟前進的步伐。
然而,伴隨著二十余年山西鄉鎮煤炭業的極度擴張,鄉鎮、集體煤礦作為較為落后的生產力,其弊端逐步顯現。“多、小、散、亂”成為鄉鎮、私營中小煤礦的代名詞。據悉,2005年之前,山西中小煤礦數量近10000座,其中90%以上屬年產量不足30萬噸的小煤礦。長期大規模、群體性、強度的資源開發,形成了山西度依賴資源的經濟體系,能源資源、環境等“瓶頸”制約日益突出。直到2008年,幾經整合后的2840座煤礦中,30萬噸以下的小礦仍占70%以上。2006年,國務院安全生產委員會曾出臺的19號文件指出,“爭取用3年左右時間,基本解決小煤礦發展過程中數量多、規模小、辦礦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低、破壞和浪費資源嚴重、事故多發等突出問題”。2009年,作為該文件要求的后年限,打好資源整合的攻堅戰役,解決“多、小、散、亂”煤礦問題到了攻堅階段。
2009年,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省長王君在不同會議上多次強調:“堅定不移推進轉型發展,堅定不移推進煤炭資源整合,絕不能仍以多、小、散、亂和參差不齊的煤炭生產,去迎接下一輪的發展潮”。“煤炭資源整合是為山西打基礎立長遠的大事,‘陣痛’是必須經歷的,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必須迎難而上,綱舉目張,以‘大漠志士’的膽略和決心,推動這項工程的進展”。
煤炭亂象倒逼強力改革
山西,事業因煤而興,問題因煤而生。煤炭工業粗放模式的長期延續,已使山西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中小煤礦的資源回收率平均僅為大型現代化礦井的18%左右。近30年來,山西中小煤礦破壞和浪費的寶貴煤炭資源達400億噸左右,占山西已探明煤炭儲量的15%。全省煤礦采空區面積達50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新增塌陷區面積100平方公里,煤矸石堆放量過11億噸。由于粗放采煤,山西1678個村莊、80余萬民眾飲水困難。”山西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專家、山西省社科院原副院長董繼斌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董繼斌說,近30年來,山西因粗放式采煤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失達6300億元。小煤礦的無序粗放開采、掠奪式野蠻開采已使煤炭基地千瘡百孔、滿目瘡痍。中小煤礦事故頻發,使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形成了“礦難一次次發生、礦工一批批犧牲,干部一茬茬倒下”的惡性循環。由于中小煤礦產業素質低下,收益分批欠合理,褒義的“烏金”常與貶義的“黑心與愚昧”掛鉤,抹黑了山西與山西人的形象。
“而大量小煤礦和非法黑口子的存在,使管理部門難以掌握全省煤炭實際產量,導致稅費流失嚴重。加之一些礦主極少進行或不進行安全投入,無節制將必要的成本轉化為利潤,使本應造福全民的資源,成了少數礦主一夜暴富、全省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安全生產事故頻發的重要誘因。部分礦主奢侈靡費、不思進取,熱衷于炫耀式消費,使‘山西煤老板’這個本無褒貶的中性詞在某種意義上成了為富不仁的代名詞,嚴重損害了山西的形象。”董繼斌對中小煤礦無序開采造成表里山河幾近“破碎”及后期影響進行了解讀。
整合才能跨越發展
很多人都知道,每次金融危機期間,山西煤炭行業總會陷入困境。而董繼斌認為,這種窘迫,源于煤炭工業主體多頭、力量分散,難以形成整體競爭優勢。傳統發展格局已無任何存在和延續的理由。
去年7月,溫家寶總理視察山西時提出:“必須淘汰落后產能,加快兼并重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近期視察山西時曾指示:“穩步推進兼并重組和淘汰落后產能步伐,加快由煤炭大省向煤炭強省的轉變”。
為了落實中央精神,實現全省跨越式發展,山西煤炭資源整合工作開始在陣痛中強力推進。
去年3月,山西省煤炭工作會初步提出,到2010年,山西礦井數量控制在1000處,礦井規模達到90萬噸/年,企業規模不低于300萬噸/年,實現綜合機械化開采。
當年4月,山西省政府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了《山西省煤炭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其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加快煤炭資源整合步伐。同時,煤炭資源整合的目標更加明確。之后,省政府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出臺了《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所涉及資源采礦權價款處置辦法的通知》等一系列相關配套規定。煤炭資源整合攻堅號由此吹響。
國務院研究室工交貿易司司長唐元和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劉彩英曾作出這樣評價:“這次煤炭資源整合是山西人民公共利益的大訴求。2009年正處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煤炭行業低迷之際,選中這個時機整合,不僅保持了煤炭市場的平衡,也維護了整個煤炭行業的利益。提煤炭產業集中度,走大基地、大集團、大公司之路,是適應中國國情的成功之路,符合煤炭產業發展的大趨勢”。
煤炭整合堅持長遠和全局利益
有專家說,煤炭資源整合,對于以煤炭產業為支柱的省份,其衍生的利益調整,足以影響一個能源大省的經濟格局和社會格局。據傳,有部分山西省外煤礦投資者愿意聯合拿出數千萬游說政府改變政策。
事實上,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過程,是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與全局利益、長遠利益的博弈,既是一場辦礦體制的大變革,又是一場標本兼治的大戰役。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政策研究部處長張宏對于山西煤炭資源整合也作出客觀評價:“煤炭看中國,中國煤炭看山西。山西煤炭產業的發展對中國煤炭產業具有較強的示范作用。結合山西省和全國目前的情況,我認為,堅持以政府為主導,以大中型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經濟方式運行運作的煤炭資源整合的這樣一種模式,是目前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手段,是切實可行的。”
山西省部分政協委員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山西煤炭資源整合,從管理體制上剪斷了‘官煤勾結’的鏈條,對煤焦領域腐敗現象有明顯的遏制作用。以往那種小煤礦、黑煤窯的煤老板為逃避監管而賄賂、腐蝕地方官員的可能明顯減少。政府主管部門由監管2200個企業主體變為監管130個后,體制性漏洞大大減少,社會反響強烈的濫批賣證、官員入股或親屬開礦等現象缺少了蔓延的土壤。從管理制度上提升了對煤炭生產經營和政府工作人員的雙重約束,對煤焦領域腐敗現象具有明顯的管制作用。大集團具有相對完備的管理制度、規范的運營程序,企業與地方官員私下交易、違規操作、偷溜稅款等現象,得到了更具規范、約束性的管理。”
張宏說,山西推進資源整合,為全國煤炭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一個更加清晰、合理、科學的發展方向。從全國來講,目前從事煤炭產業的主體越來越多,據統計,目前我國從事煤炭、開采業的行業已達到16個。
他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煤炭開采的改革發揮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比較復雜的資源獲取的方式,還有生產過程中的不同利益的結構,所以說完全依靠市場機制來調整結構,難度是非常大的。因為任何一項改革,任何一項政策調整,都是對利益格局進行調整,調整利用的過程中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執行措施,毫無疑問,執行這個措施必須以政府為主導。
除了考慮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山西省還從長遠出發,堅持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結合原則。為保證全省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開展,山西省將采取提取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征收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等5項措施保障治理資金到位。
根據山西省煤炭開采生態環境恢復治理實施方案,山西將向煤礦提取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煤礦要依據礦井設計服務年限或剩余服務年限,按噸煤10元標準,分年按月預提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列入企業成本,按“企業所有、專款專用、專戶儲存、政府監管”的原則管理。另一項主要資金為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山西對全省行政區域內從事煤炭開采的所有生產企業一律征收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其中50%用于單個企業無法解決的跨區域生態環境恢復治理。
山西將對有償出讓煤炭資源礦業權收取的價款,用于解決由于煤炭開采所造成歷史性生態環境問題的恢復治理。另外兩項資金籌措措施為:爭取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和專項資金資助以及鼓勵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投向市場。山西將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由相關部門制定優惠政策,引導社會資金進入礦山生態環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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