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在G20框架下三菱集體能源安全機制,是中國應對全球能源變局三菱PLC外部努力,而要為中國三菱PLC能源安全再加碼,立足國內、力爭能源獨立則不可偏廢。能源安全概念的由來,與石油危機有關。1974年11月,國際能源署(IEA)在石油危機中成立,提出“以穩定原油供應和合理價格”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
而在當下中國,能源安全并非石油這般簡單。2012年1月的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說,“必須要增強憂患意識;維護13億人口能源資源永續利用,是永恒的憂患”。
中國的能源資源條件,為典型的“富煤、缺油、少氣”。對此,2005年12月27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在有關能源形勢與能源安全問題的報告中,提到“節約優先、立足國內、煤為基礎、多元發展”的十六字方針。
這一系列方針,在2007年的《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中再次得到體現。
目前,《中國能源“十二五”規劃》尚未出臺;而現在看,針對中國資源稟賦和現實國情制定的十六字方針,并不過時。
“煤老大”與“硬缺電”
2012年3月22日,國家能源局發布了《煤炭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
接近能源局的專業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該規劃的草案早已成型,但內部爭議較為激烈,修改頻頻,導致現在才出臺。
《規劃》提出,“十二五”主要目標,是到2015年,我國煤炭生產能力達到41億噸/年,形成10個億噸級、10個5000萬噸級大型煤炭企業。
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煤炭產量達53.3億噸標準煤,比2005年增加9.5億噸,其中,中國占這一增量的74.7%。
煤炭是中國的主體能源,在一次能源結構中占70%左右。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煤老大”主體能源地位不會改變。
中國生產的煤炭,一半用于火力發電。在火電總裝機占全國70%、發電量占80%的情況下,怎么評價煤炭對中國能源安全的作用,都不過分。 “2012年,煤炭供應沒有問題”。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有關人士對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全國生產供應能力遠期看也沒有問題,“需要擔心的反倒是煤炭過剩”。
中國煤協解釋說,中國用煤峰期的供應緊張,并非因為缺煤,而是因西北地區、尤其是晉陜蒙等地的煤炭產量過于集中,交通運輸瓶頸制約所致。
“比如山西煤炭資源整合,整合前產6億多噸煤,現在整合完后,能產8億多噸。”中國煤協有關人士說,今后數年,隨著產能釋放,中國煤炭產量還會穩步增加。
多年來,中國電力[1.80 9.76%]體制改革進展緩慢,電價市場化機制尚未建立,導致煤電之爭日益白熱化,政府對煤炭市場的干預力度不得不不斷加大。今年全國兩會上,政協委員、中電國際董事長李小琳表示,由于煤價連續上漲,火電虧損嚴重,發電積極性受挫,“硬缺電”態勢開始顯現,國家中長期電力保障堪憂。
中電聯出具的材料顯示,我國火電投資規模在2005年為2271億元,2008年降至1679億元,降幅為21.99%;2011年再降至歷史低位1054億元。
2011年,缺電一度席卷全國,已經成為中國能源安全隱患。業內估計,今夏的中國電力缺口,可能達到4000-5000萬千瓦。中電聯統計部主任薛靜認為,火電新增規模大幅減小
、投資下降過快,因發電能力不足而造成的“硬缺電”現象,在所難免。采訪中,多位專家認為,必須盡快推進中國電力體制改革,實現電價市場化,使得燃料成本得以順利疏導。
然而,要維持煤電的中國能源老大地位,環境問題目前又成為制約。比如煤炭,大規模開采引發的水資源破壞、瓦斯排放、煤矸石堆存、地表沉陷等,對礦區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煤炭燃燒還產生大量二氧化碳等有害氣體,使得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壓力巨大。
2012年1月1日,新修訂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開始實施。與2003年舊標準相比,新標準大幅收緊了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煙塵的排放限值。
按環保部官員的公開說法,這一新標準中的每個控制限值均有對應的成熟、可靠的控制技術;火電行業雖然需要增加環保投入,但總體而言,產生的減排和環境效益與企業的投資強度相比,達標成本處在合理水平。
不料,新標準施行3個月以來,中國火電行業叫苦連天。煤電價格倒掛已使火電企業大面積虧損;新的環保標準在他們看來是雪上加霜。
大唐集團總經理翟若愚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表示,如果要達到新環保要求,中國現役煤電機組中約94%的機組需要進行除塵器改造,80%的機組需要進行脫硫改造,90%的機組需要進行脫硝改造。
“十二五”期間,發電企業在這方面的一次性投資費用需要達到2000~2500億元,每年增加的運行費用約900億—1100億元。翟若愚說,“發電企業要完成‘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恐怕力不從心”。
中電聯秘書長王志軒公開撰文稱,新標準過于嚴格,并不合理。“過的環保要求只能使火電企業倒閉或者造假”。
中電聯初步測算估計,按照新標準,需要完成環保設施改造的煤電機組共約6億多千瓦,要在2年半的時間內實現達標排放幾乎不可能。
火電行業的表態,令環保部門壓力驟增。
在中國,火力發電所用原煤過煤炭總消耗量的1/2,排放的二氧化硫占全國總排放量大約1/2,其它如煙塵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所占比重也較。火電行業的節能減排成效,直接影響國家“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能否完成。
回歸傳統能源?
今年兩會,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2012年要“優化能源結構,推動傳統能源清潔效利用,安全效發展核電,積極發展水電,加快頁巖氣勘查、開發攻關,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加強能源通道建設,深入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基本國策”。
報告中的非化石能源,并未提到近年來一度風光無限的光伏、風電,而是強調核電和水電。
事實上,中國的光伏和風電產業,眼下并不“開心”。
目前,新能源已成為產能過剩治理的重點目標;風電和多晶硅生產設備已從“鼓勵進口技術和產品目錄”中刪除。
新能源階段性退潮,是前期極度膨脹導致產能過剩埋下的苦果,缺少了有效市場支撐,一哄而上吹起的新能源“麻煩纏身”。
國內風機整機制造商,目前達80家,風葉、塔筒制造商100多家,每年產能過3000萬KW,三倍于年裝機量;多晶硅項目遍布全國,已建和在建的項目年總產能將達17萬噸,過當前全球銷量的2倍。
產能過剩成定局,洗牌已經開始。
新能源的軟肋,在于成本過,主要依靠政府補貼維持簡單再生產。其適度降溫,回歸經濟的清潔能源水電和核電,回歸以清潔煤為基礎的火電,越來越成為業界共識。
目前,回歸傳統能源、挖掘更多的增長潛力,是當下維護能源安全的權宜之計。從政府的舉措看,目前已經顯露出明顯的轉向跡象,冰封數年的水電項目審批正在重啟。
“十一五”期間,中國水電[4.20 -0.71% 股吧 研報]一度被妖魔化,曾有環保官員宣稱其比火電污染還要嚴重;而如今,我國水電建設的形勢已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國家全面加速了水電項目的審批。未來5年,中國水電將開工建設1.6億千瓦。
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即將發布的“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規劃提出,在“十二五”期間,將有過60個的重點水電站開工建設。
進入2012年,隨著政策上的逐漸走強,核電新建項目審批的重啟聲也日漸亢。
2012年2月以來,整個核電行業發展的利好不斷。據一位接近國家核安全局的人士透露,在2月中旬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之前由環保部討論并原則性通過的《核安全規劃》被要求再度修改。《核電中長期規劃》已上報國家發改委。這樣,兩大支撐核電項目重啟的基礎性文件,目前均已明朗起來。
2月21日,國家能源局宣布,全面啟動在運在建核電站應對設計基準事故安全技術研發計劃。
一位接近國家能源局的專家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此計劃首批設立項目共計13項,預計將在2013年前后完成,且研發成果將向我國核電在運在建機組推廣,“屆時,‘二代+’核電站,將會在總體上滿足國際公認的三代核電安全標準要求”。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到2015年,中國必須將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提升到11%左右,否則無法完成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達15%及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降低40%-45%的目標。
“節能是大的能源”
在曾培炎提出的能源安全十六字方針中,“節約優先”排在位。
國家信息中心一位能源專家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引導合理能源消費的理念,過于浪費和耗能的產業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調整壓力。
有能源行業人士認為,在工業化中期制定能源消費總量限額,類似“刻舟求劍”。而華北電力大學教授曾鳴則認為,國際慣例確實沒有天花板機制,但中國還要依據中國國情來辦,“能源消費總量天花板機制,基本符合現階段或者不久的將來中國能源供應安全、提效率和節能減排的整體盤子”。
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幫助各類用電終端不斷提用能效率,在滿足同樣產出的情況下,減少能源投入,減少排放,即需求側管理(DSM)。
“喊了20年,需求側管理始終在中國沒有真正開展起來”。曾鳴1991年就在歐洲做需求側管理研究,回國后雖然做了幾十個課題,但需求側管理現在才真正得到重視。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吳鐘瑚表示,可把能源總量控制看作是一種強制推進節能的方法,“但從操作層面講難度非常大,必須有措施控制存量和增量”。
吳鐘瑚認為,“十一五”的節能目標雖然基本實現,但也采取了一些行政和非常規的手段。 “真正有效的,法規之外,還是要靠行政命令。”吳鐘瑚說,“完全靠市場推動有障礙,比如節能設備有市場需求,但價格,節能不節錢,老百姓不買”。
另一個節能的招,是合同能源管理。這是真正的舶來品,1997年受銀行全球環境基金的支持開始在國內試行,由當時的國家經貿委牽頭,組織北京、山東、遼寧三家公司做試點。
所謂合同能源管理,就是節能服務公司出資為業主進行節能改造,業主將未來節約的能源費用作為節能服務公司的收入。
“從1997年的三家公司,到2004年幾十家公司,到2010年四五百家,現在已經有2000多家。”中能聯盟節能減排咨詢中心副主任蘭紹輝介紹該行業的快速發展時說。
但該模式在中國也遭遇水土不服。蘭紹輝說,“主要是錢要不回來”,部分企業缺乏誠信,這導致該行業一直在探討如何降低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