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重啟曙光背后的喜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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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記者了解，在此背后，除了普遍當成利好解讀的《規劃》中所稱“十二五”期間重點項目798億元投資需求外，《規劃》也不尋常地在部分“現狀與形勢”中提出，“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面臨挑戰”。
這些挑
[ 沉寂一年半三菱核電，已經給中國歐姆龍核電企業和相關設備市場帶來了不小基恩士損失，這些企業對有關核電政策的每一條信息都極其敏感 ]
10月16日，環保部在其網站上掛出國務院批復《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及2020年遠景目標》(下稱《規劃》)的新聞稿，第二天，威爾泰(002058.SZ)、科泰電源(300153.SZ)等核電股，紛紛以直線漲停報收，但昨日在上證指數上漲1.24%的背景下，威爾泰收跌2.11%，其余核電股也表現平平。
據記者了解，在此背后，除了普遍當成利好解讀的《規劃》中所稱“十二五”期間重點項目798億元投資需求外，《規劃》也不尋常地在部分“現狀與形勢”中提出，“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面臨挑戰”。
這些挑戰也是中國核電的隱憂所在。據《規劃》，上述挑戰分為四個方面——“安全形勢不容樂觀”；“科技研發需要加強”；“應急體系需要完善”和“監管能力需要提升”。
“報告(《規劃》)的公布是給社會公眾表明了這樣一個信息：國家對核安全的監管是有規劃、有方案的。”國家環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副司長周士榮在電話中對本報記者說。
核電重啟的前奏？
據本報記者了解，之所以引發核電股“一日游”，除了798億元投資需求之外，這也被外界看為是核電重啟的前奏，而自去年3月日本發生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后，中國在建核電項目已沉寂了18個月之久。
然而，事實并不盡然如此，作為核電公司，對于《規劃》仍抱著觀望和等待的態度。
中國華能核電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工作部一位內部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規劃》是一個新的消息，公司目前還沒有接到相關部的通知。他說，公司看到《規劃》的內容后將會采取進一步的相關措施。
“我們比較關注這個內容，等我們看到了才做評價。”上述內部人士補充說，目前公司核電項目的狀態依舊是按照“國四條”來做統一行動。而去年福島核事故后，3月16日由國務院出臺的“國四條”則提出，在核安全規劃批準之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與此同時，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全國核設施進行安全檢查。有關部門組織核安全、地震、海洋等方面專家，用9個多月時間對全國41臺運行、在建核電機組，3臺待建核電機組，以及所有民用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環設施等進行了綜合安全檢查。
以上會議隨后公布的報告指出，個別核電廠的防洪能力不滿足新的要求，個別民用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環設施抗震能力未達到新的標準，部分核電廠未制定實施嚴重事故預防和緩解規程，海嘯問題評估和應對基礎比較薄弱等。對這些問題，有關部門和企業迅速組織整改。
至目前，在建核電項目在中國已然沉寂18個月。
國家核安全局前局長趙成昆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時指出，這份新的《規劃》給中國核電的重新開閘帶來了信心。他說，《規劃》的通過，將為國家重新審批核電創造了前提條件。
趙成昆告訴本報記者，核電的重啟還需要兩項規劃得到批準——《2020年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和《核電安全規劃》。他說，這兩項規劃的相關報批工作已經完成，正在等待相關部門的批復。
趙成昆指出，沉寂一年半的核電，已經給中國的核電企業和相關設備市場帶來了不小的損失，這些企業對有關核電政策的每一條信息都極其敏感。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在核能方面的長期目標包括，未來20年建立多達100個核反應堆。在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前，中國曾計劃到2015年使核電裝機容量擴大到4000萬千瓦，到2020年達到8000萬千瓦。但由于福島核事故導致新工程批復的延期，中國現在或多或少降低了目標。目前，中國正在服役的核反應堆為15個，總裝機容量不到2000萬千瓦。
核電企業觀望背后
“現在不好發表什么意見，還在等待。”中電投江西核電站有限公司級工程師、總經理郝宏生在電話中對本報記者表示，公司現在處于觀望的態度，并正在做積極的準備，等待政策的來臨。
《規劃》的內容或許能夠解釋核電企業的這種觀望態度。
這份長達28頁的《規劃》，不僅用過一頁的篇幅談了“核安全與放射性污染防治面臨挑戰”，其中項“安全形勢不容樂觀”指出，中國核電多種堆型、多種技術、多類標準并存的局面給安全管理帶來一定難度，運行和在建核電廠預防和緩解嚴重事故的能力仍需進一步提。
某種程度上，這也意味著，解決這些問題仍需時間。趙成昆表示，在2000年之前，中國一直沒有把核能上升到國家能源的戰略地位，對核電的發展沒有明確的規劃路線。
而以堆型之爭為例，早在1981年便已有爭議，而時至今日，中國核電站已形成多種堆型、技術并存的局面。
這其中不僅中國從上個世紀開始就引入了俄羅斯、法國、美國以及加拿大的各種核電技術，同時，技術上也有二代、二代加，以及第三代核電技術，第三代核電技術還分為美國西屋電氣公司的AP1000和法國的EPR技術(參見本報8月28日《中國核電“三國演義”：安全之外的技術紛爭》).
此外，《規劃》還釋放了一個信號——中國正準備接受上先進的一些反應堆技術，而除了“安全形勢不容樂觀”，《規劃》中第二項挑戰“科技研發需要加強”中稱，“現有資源分散、人才匱乏、研發能力不足。法規標準的制(修)訂缺少科技支撐，基礎科學和應用技術研究與國際先進水平總體差距仍然較大，制約了我國核安全水平的進一步提。”
《規劃》第三項挑戰“應急體系需要完善”稱：“核事故應急管理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核電集團公司在核事故應急工作中的職責需要進一步細化。”而在第四項挑戰“監管能力需要提升”方面則指出：“核安全監管能力與核能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不相適應。”
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專家委員會專家湯紫德在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時說，AP1000等第三代技術將是中國核電重啟后所重要考慮的，如果現有的二代和二代加核電技術不進行改造的話，必將被淘汰出局。
業內人士指出，這些或將被淘汰的核電技術的代價將由誰來承擔還是一個問題。
核電大跨越與人才短板
對于“現有資源分散、人才匱乏、研發能力不足……制約了中國核安全水平的進一步提”。過去幾年，中國核電的大跨越也許能解釋這一問題。全核電站多的是美國，有104座核電站；第二位的就是法國，58座；中國算上當前正在建設中的已過了40座。
據本報記者了解，2006年以前，中國培養核電專業人才的院校只有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少數幾所校，2007年全國的畢業生人數不到500人。而盡管近幾年來，國內不少院校設置了核電專業以加強核電人才的培養，但目前每年的畢業生人數大約千人而已。
一個百萬千瓦的核電站所需要的工作人員大約是400人，但核電站從投資到建成，則又帶動三到四倍的人員需求，這其中包括核電的設計、制造、工程建設、運行和管理等方面，需求將達上千人。
如果按照現在的速度來發展核電，其所需要的人才將多達上萬人。而《規劃》第26頁指出，要“加快人才培養，促進均衡流動……提核安全從業人員的薪酬待遇”。
事實上，應對人才匱乏和流失的問題，早在1996年時任國家計委主任、黨組書記的陳錦華就在一次相關的會議上提醒，中國已經具備“以我為主”建設核電站的條件，有能力以大步子實現核電國產化，如不早采取措施，利用現有的條件，走國產化路，勢必推遲中國核電發展的進程，甚至會出現技術斷檔、人才流失的嚴重局面。
而如何統一堆型，也有專家建議參照韓國核電經驗。“韓國核電走出國門，在國際市場取得成功，其經驗可為我國所借鑒。”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核電專家薛新民在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時說。
薛新民說，為了統一堆型，上世紀80年代中期韓國核電產業界開始推行核電廠的標準化設計。這得益于韓國“政府加強對各工業部門之間的聯系與協調，對部門之間出現的競爭，政府進行干預。對人力、物力和資金投入的重疊，政府采取措施加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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