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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形之下，在由搜救衍生出的大國科技角力場上，輿論的耐心幾近耗盡，甚至已迫不及待地想分出個下。近來，一些外媒因中國幾次公布線索卻終發現未果而頻頻指責中國科技實力，有的甚至直言“中國缺乏精密設備的程度令人震驚”，其矛頭所指，言之鑿鑿稱是中國科技軟肋。

　　不過，就像這次事件中公眾聽到耳朵起繭的那句話，“只要沒有找到MH370航班的黑匣子，就不能揭開馬航事件的真相”，相應的，只要國防軍事上的一些力量還未完全被揭開面紗，誰也無法看到真正的實力。

　　在公開視野下，中國科技實力這份答卷如何，又留給我們哪些思考？

　　“這些設備完全是國外引進的”

　　當馬航MH370航班事發時，喻海良就身在澳大利亞——這個他并未料到后來會成為馬航事件搜救“者”的國家，這位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研究員初更多地以一名普通中國人的身份來關注救援情況，“中午和大家聊天，都會聊到的”，他甚至也會用一些媒體上的信息去推測“陰謀論”是否真的存在。

　　直到4月6日，中國交通部東海航海保障中心海事測繪處處長王良玉一句“這些設備完全是國外引進的”，很快傳到喻海良耳朵里，他再也按捺不住，“脊梁骨都被人戳穿了”。在自己的博客里，他寫下這樣一個標題：“我覺得這是中國科技界大的恥辱”。

　　交通部官員這句話本是對中國科技質疑的一個回應。4月5日，中國“海巡01輪”稱在南印度洋聽到穩定脈沖信號，有外媒質疑中國海事船設備陳舊，于是，這位官員便“如數家珍”似的將中國設備羅列一番：1套黑匣子搜尋儀、兩個潛水機器人、1套旁側聲吶和磁力儀，加上那句看似強有力的證據“這些設備完全是國外引進的”，后給出結論：“不存在200米設備探測4000米海深的怪事”。沒曾想一下子“吐了”實情，惹來輿論的一通批判。

　　此時，距離馬航事件事發已接近一個月，這一個月來，中國投入的科技力量無論是搜救隊伍還是投入的設備都遭受著類似的責難。

　　早在飛機失聯三四個小時后，國際海事衛星組織（Inmarsat）就被要求提供飛機航行信息，而搜尋過程中一個很關鍵的節點正是Inmarsat發布的握手信號。3月10日，Inmarsat根據這些信息“猜”出了幾乎扭轉搜救工作的飛機走向圖：通過已知的衛星位置、ping信號發送和返回時間以及仰角信息，MH370的后飛行路線被鎖定在南印度洋上空。

　　這也是目前所有飛機、輪船以及海下搜救設備齊聚南印度洋唯一的依據。

　　遺憾的是，這一判斷的得出和中國人沒有任何關系。這之后，有人抱怨中國的數據分析能力不強，但在《航空知識》副主編王亞男看來，盡管多普勒效應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其本身并非前沿技術，“唯一的差距其實是信息源不在咱們手上。”王亞男所說的“信息源”正是Inmarsat的通信衛星接收到的來自MH370的7次握手信號。

　　“Inmarsat是多國合組的公司，它的任務是負責國際間，尤其是航運的衛星服務。”王亞男告訴記者。成立于1979年的Inmarsat公司目前已成為全球移動衛星通信服務的領跑者，中國也是這家英國公司的股東之一。

　　然而，正是這幾十分之一的“股東”身份讓人尷尬。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十一所研究員章正宇表示：我國加入Inmarsat公司，作為股東，可能會定期采用相關信息，但是，我們不掌握核心設備和應用技術，信息權就不在我們手里。他通過馬航事件的觀察告訴記者：“Inmarsat大部分還是掌控在西方大國手中。”

　　作為衛星領域的專家，4月11日，雷達與電子技術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履謙通過媒體做了更為直接的呼吁，他說，我國應加緊研究與國外海事衛星具有類似功能的技術，通過自己的通信衛星獲取飛機飛行時的信息，讓我們在搜尋工作中掌握更多資料、占據更多主動。

　　中國科技還缺乏好的心臟和神經系統

　　“我們要把技術提工作重點延伸到心臟和神經。”章正宇打了個比方，好的發動機用別人的話，那么心臟就在人家那兒，如果雷達聲吶等感知外界信息的端探測設備也是別人的，那么神經系統用的也是別人的，可是他國不會把好的設備出口給你。

　　這是“人有我無”。然而，觸痛國人自主創新神經的遠不止于此。

　　先是中國的黑匣子搜尋儀發現的信號，被美國海軍的TPL-25拖曳式定位儀“證偽”，后有蛟龍號被澳大利亞投放的藍鰭金槍魚“擱淺”在岸邊。

　　也不乏中國科技力量“自己打自己的臉”——馬航事件前期，中國科技界表現得躍躍欲試，一邊是中國遙感專家對外稱通過衛星看到南海三條油污帶，一邊是地球物理科學家監測到了南海的一次地震，便對外稱懷疑是飛機撞海底造成。然而，這些終都被判定為“烏龍”的科技支持，均未給中國的搜救加分。

　　即便擁有了一些“中國創造”，這些被譽為眼睛和四肢的科技力量似乎還差一截。

　　3月22日，中國衛星分一號在南印度洋海域發現一件大小22.5米×13米的疑似物體，不過，衛星卻無法識別這一物體是否與馬航失聯客機有關。

　　根據國防科工局的公開信息，分一號全色分辨率為2米，即地面上尺寸為2米×2米的一塊正方形面積，在分一號的影像中占一個像素。相比之下，著名的米格-29和蘇-27戰斗機尚未解密時，美國的鎖眼偵察衛星曾經拍攝到了它們停放在蘇聯腹地機場上的照片，并確認它們是全新研制的型號。鎖眼衛星的分辨率達0.1米，成像的清晰度絕不是各國民用遙感衛星所能企及的。

　　王亞男告訴記者，中國衛星的分辨率確實比美國低，美國商用谷歌衛星的分辨率也有0.41米。

　　而黑匣子信號監聽，這一馬航事件科技角力場真正角逐的項目上，中國科技的表現也不樂觀。

　　4月5日，中國的黑匣子搜尋儀在南緯25度、東經101度附近偵聽到頻率37.5kHz每秒一次的脈沖信號，然而，搜尋設備自身的“簡陋”卻令國外媒體咋舌。小艇上，一人手持把手，將能夠把水下聲波信號轉化為音頻信號的圓柱形換能器放入水下，另一人通過耳機監聽信號。

　　“能聽到來自水下幾千米的信號嗎？”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工學院教授嵇少丞看到這一幕后，隨即給出這樣一個疑問，但還沒等到答案，就出現了更讓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中國有關黑匣子搜尋儀的“首發聲”，隨著澳大利亞方面稱其海洋之盾號上的TPL-25拖曳式定位儀監聽到的信號，很快被“淹沒”其中了。

　　“和TPL-25拖曳式定位儀相比，我們所用設備實際上是一種監聽儀。”章正宇說，“能聽到有沒有信號，卻很難定位信號源在哪里。”由于必須搭載小艇工作，大風大浪時黑匣子搜尋儀只能“放假”，而TPL-25拖曳式定位儀卻可以在各種海況下使用。

　　“養兵千日，用兵何時”

　　不可否認，不管是“心臟”，還是“眼睛”的靈敏度比不上他國，都不能回避中國科技“起步晚”這樣一個因素。

　　但在章正宇看來，馬航事件帶給我們的不只是“繼續研制”、“抓緊追趕”這些簡單的道理，更暴露了中國科技界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他表示，指標與能實際運用是一個臺階性的差距，有些設備我們不是沒有，我們有，而且指標比他們還，但是用的時候就不好說了。

　　4月17日，美國一家媒體報道稱中國未使用蛟龍號是擔心技術差距，此言論一出隨即引起熱議。蛟龍號，這個在此次事件中被稱作“千呼萬喚還不出來”的國產科技產品，2012年第五次下潛深度達到7062.68米，創下同類載人潛水器潛水紀錄。

　　然而，當由美國制造的藍鰭金槍魚已經完成了第九次水下搜索，把三分之二的水下核心區域“摸”了個遍的時候，純正“中國血統”的蛟龍號，卻仍在待命。

　　“使用效果好壞終是看綜合效應，不是看單一指標。”蛟龍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要設計者告訴記者，蛟龍號也有其“軟肋”：跑得慢，航速只有一節（1.852公里/小時）；續航能力12個小時，除去上浮、下潛時間，真正海底作業不過五六個小時。相比之下，大航速四節、有25小時續航能力的藍鰭金槍魚更適合大范圍搜尋。換言之，蛟龍號只有等到殘骸位置基本確定后才有可能“下海”。

　　這位設計者同時表示：“蛟龍號可以通過目視觀察、攝像、照相、聲吶繪制海底精細三維地形圖等手段摸清殘骸分布區域的情況，抓取小塊殘骸，參與打撈黑匣子，能夠在下一階段的搜救中發揮巨大作用。”

　　“我們需要創造條件給蛟龍號爭取到一展身手的機會，如果不去參加搜救工作，那么世人對蛟龍號能力的懷疑就永遠無法消除。”他說。

　　這也是科技裝備上的共同問題，如果不進行實戰，多試，多用，就永遠不知道結果，也難以知道大國之間的差距在哪里。這正是科技界“養兵千日，用兵何時”的擔憂。

　　章正宇舉了個例子，早在1991年海灣戰爭時，英國一商船往伊拉克運送物品，伊方在海下布了很多水雷，為了在短時間安全拆除水雷，美國放棄蛙人改用水下機器人，僅十幾個小時水雷全部“拍掉”，商船航行暢通無阻。

　　2004年，俄羅斯AS-28型潛艇在堪察加半島某海域執行深潛任務時，撞上漁網無法脫身，7名船員被困深海。英國水下機器人立刻潛入海底割開漁網、聲吶機陣，潛艇“彈了上來”。

　　“法航出事，美國拿著設備去了，馬航事故，美國又借了出去。”在章正宇看來，四處借出設備的“回報”是對其科技成果實用與否的一個反饋，這些能夠促進海洋科技發展的反饋，是“泡”實驗室難以得到的。然而，中國科技目前的現狀是，“研制出來的成果很多被擱在了實驗室或倉庫里，而沒有被用戶更多地使用。”

　　“有學無用”被現行評價制度默許

　　“有學無用”在中國科技領域似乎司空見慣。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追求的卻是發達國家‘玩’的科研。”喻海良說，一方面大量地引進國外的設備、試劑，另一方面大量地往國際期刊發表論文，難道就能說明中國科技可以了？

　　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發布的《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3》顯示，中國目前的研發經費穩居第3位；研發人員達到324.7萬人，居首位；國際科學論文產出實現量質齊升，論文數量居第2位，被引論文數量居第4位；本國人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居首位和第2位。然而，章正宇卻認為，這些數字更多體現出的是近幾年我國創新環境類指標取得明顯提升，但科技的“績效”和創新實力卻急需提。

　　何為績效？章正宇說，績效的核心問題就是科技成果的運用，“像馬航這樣的重大事件，中國的科技成果如果用上了，績效就上來了。”

　　“治大國如烹小鮮”，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光子科學研究所一位華人研究人員看來，功夫應該下在“烹”的技術和應用，而非追求務虛的榮譽稱號和論文數量的虛指標。

　　這也是不少專家在此次事件中感受到的。人們可以看見的，是科技角力場上一些中國科技設備被PK后鼻青臉腫的狼狽，但看不見的是，未上場的更多的科技力量內功還太虛。

　　不過，打破有學無用的“壁壘”并非在朝夕之間。

　　這位研究人員說，社會大環境過分強求SCI和專利數量，缺乏注重成果運用，加快削弱了科研人員“用”的能力。扭曲的科技文化觀與不完善的科技成果考核體系雙管齊下，“用”技術成了一道難題。

　　這不只是校和研究院所的問題，對于企業，“用市場代替技術”的問題也還在流行。在一次和青年研究人員面對面交流時，中國工程院院士顧國彪就毫不諱言地說，“中國的企業犯了‘仿制病’”，他解釋說，“就是自己不敢創新，老是去仿制”，比如，“我們國家重大的裝備，包括電氣工業裝備雖然有很大的進步，但是比較多的部分還是處于加工和仿制階段”。

　　是時候來重新定義科技成果了。王亞男說，把科技成果的終點后延到一種實用型的產品，交一篇論文，做一個“真空設計”不算數，接地氣、能進入市場的產品才算合格。國家只資助部分資金，想賺錢，就得利用“傳說”中公司的力量，讓產品到市場上去掙錢，不能指望拿著國家的科研經費就過得很好。

　　“有一天，在國際上看到的主流設備大量印有‘中國設計、制造’的標識，才能說明中國科技可以了。”喻海良說。